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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涯》2021年第5期|傅菲:骑鱼而去
来源:《天涯》2021年第5期 | 傅菲  2021年09月15日08:31

编者说

江西诗派曾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,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地理中,江西散文也成为一种气象独具的“文学现象”,颇受评论家与读者的瞩目,本刊也一直予以关注。本期特别策划“文学地理·江西散文小辑”,集中推出多位江西作者的散文新作,这些作品文质兼具,在介入现实的在场书写中,丈量人性深度,托举精神重量。

现推送傅菲《骑鱼而去》。

骑鱼而去

傅菲

 

世界以一种疲倦的力量

抓住了我

——康雪《想哭的两个瞬间》

湖水拍打沙岸,如大黄蛉在叫,嘟啷嘟啷,一阵一阵。清晨,雨下了一会儿,便停歇了,树叶仍有残漏的沥沥之声。露出泥滩的落羽杉黄了,针叶被雨击落,波浪推来湖水,浮起针叶,水面有了一层素黄色。

栎树林里光线幽深弯曲,正开着藿香蓟、冬菊、紫菀、千里光。乌鹊绕树纷飞。细细密密、慢如远去脚步的水珠滑落之声在空屋子回荡,像告别的人回头望我,流年翻转。我很想听到风声,那种镰刀割草一样的声音,令我入迷。有很多时候,我坐在湖边石埠上,看着漾起来的湖水,风像水蛇游过来,掠起水波,嘶嘶嘶嘶作响。风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,看不见它,也摸不着它。但我的每一个毛孔,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。我想了很多年,才想明白,那是一种不着边际的流动。它从来的地方来,往去的地方去,它经过的地方被称作人世间。它有时柔软,有时凛冽;它会蚀骨,也会销魂。

但并不是每日有风来。风在另一个地方停顿,像一个疲惫的信使,抱着自己的头在船舱瞌睡。我拿出一块青瓦,蘸茶汁在瓦上写毛笔字。我写行楷字。一块瓦正好可以写四个字。第四个字,我还没写好,第一字消失了,第二个字消失了一半,第三个字的水迹淡了——青瓦吸水,字边写边消失。我还没看过完整的四个字。我不知道一块青瓦可以吸多少水。青瓦似乎有着无限的饥渴。我每日在青瓦上写“风和日丽”“缘木求鱼”“五蕴皆空”“无所得故”“掩耳盗铃”“刻舟求剑”“有凤来仪”“庖丁解牛”。写完了字,我抱瓦在手,看着笔划依序洇失。

这是一个空荡荡的湖,除了鱼。湖呈圆匾形,湖坝之下是一条幽深蜿蜒的峡谷。风从峡谷涌来,偶尔夹带雨。我沿着湖边山道走一圈,太阳正翻过东山梁,坠入湖中。我给空屋子的桌椅抹一遍灰尘。空屋子在很早以前是个旧书院,叫正山书院,后来成了一个山庙,再后来山庙成了空屋子。案几、香桌、火炉、烛台、蒲团、荷花池还在,庭院和庭院中两棵老桂花还在,清风明月还在,乌鹊鸣蝉还在。我抹了器物,又抹木门、方格窗。我喜欢屋子里的灰尘,细腻、柔滑、洁净。我不知道那些灰尘是从哪儿来的,器物每天都会蒙上灰尘。也许是来这个屋子的人不多,除了我,就是外来的背包客。在这里,我可以听到微风摩擦灰尘的声音,微风摩擦墙体的声音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打发走了。我没有察觉到时间在流逝。在某一天,我抬头望眼前的青山,发现有树在森林中黄了一簇叶,才猛然知道,又一年秋天到了。我非但不惊慌,反而更安然。

即使是夜晚,我也喜爱在空屋子里独坐。烛火会雕刻出人影、物影。有些影子瘫倒在地上,有些影子伫立在墙上。影子偶尔叠着影子,如落叶叠着落叶。影子有一种被万物遗忘的气息。影子如一副完整的鱼骨。我没办法对着烛火,又可见自己的影子。我看着烛火,烛火一扑一扑地跳动,跳出一小团红绸般的焰光。看久了,烛火会虚化,如赤雾萦萦。烛一寸一寸短,夜一寸一寸长。烛尽,影子剥落。

如果是夏天,海绿尺蛾从湖边飞来,穿着朴素的淡绿色舞衣,围着烛火一圈一圈地跳舞。烛火给它造了一个星空,它飞升而去。它的肉身轻盈,如风中的银杏叶。

当然,我并不是一个无处可去的人。有时,我也骑摩托车去峡谷口的村子,买日常生活用品,或者去杂货店找人打牌。我骑车从湖边山道而下,沿斜缓的长坡在树林穿来穿去。树林渐次展开,一个个垛状的树冠耸立,色调肥绿,层层叠叠。山峦也依次明亮地敞开,斜光洒落。树叶和湖水都是极其安静的东西,置身其中,会感到沉寂辽阔,五内澄明。如果不赶时间,即便是在晚上,我通常走路去村子。走路是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之一,一步一步去丈量时间的长度。

现在,我就走路去村子。我穿着高帮皮鞋,鞋底掌着圆角鞋钉,咯噔咯噔走在林中雪地。雪并不厚,但足够盖上鞋头。天阴阴的,大地明亮,雪光莹白。脚步声和树枝的落雪声,使得山野更加清冷。

每次去村子,我都要去棉鞋厂坐坐。棉鞋厂职工只有两类人:妇女和身体残障人士。鞋子是布棉鞋和布鞋。厂长叫银根,是我的发小。我们曾一起在浙江做工。

1995年,我十九岁。我在电话线路局谋了一个片区线路检修的差事,月工资三百二十元,无节假日。片区是郑坊至桐西坑四十公里沿线。这是一个大山区。我驻扎在与德兴市交界的桐西坑。我的工作是,接到电话线断了的通知,立即骑摩托车去检查线路,接好电话线,恢复通话。山区的线路很容易断,因为大风经常吹断电话杆和电话线,倒塌的树木压断电话线也是常事。我早出晚归。我是一个爬山、爬电话杆特别快的人,又很耐饥饿。在片区做了两年,我辞职了,不是因为工资低,也不是因为事累人,而是太寂寞了,做事是一个人,晚上还是一个人。桐西坑只有二十来户人家,没有一个年轻人在村里生活。我下班回去,烧饭吃饭,和房东老人说说话,便潦潦草草上床睡觉。可怎么睡得着呢?我的身体里似乎有许多老鼠在打洞,在撕咬我。

远在浙江余杭一家袜子厂做工的银根,给我打电话,说做袜子工资很高,一个月有六百多块钱收入,还管中午一餐饭。我们那一带(饶北河上游的郑坊镇、华坛山镇、望仙乡)年轻人,在余杭谋生活的人特别多,有些人在小厂做工,有些人在混社会。我没和父母商量,便辞职去了诸暨。在袜子厂,我没做到半个月,又辞职了。我忍受不了那种颜料的气味。臭臭酸酸的气味让我忍不住呕吐。我们租住在郊区,天天晚上打牌,谁赢钱谁请吃夜宵。我住了一个多月,去绍兴找活做。银根送我坐上去绍兴的班车,塞给我一百块钱,说,你没找到活就回诸暨。

在绍兴找活找了好几天,也没个着落。我舍不得住旅社,就睡公园。我在绍兴认识了一个同样找活做的老乡,他对我说:睡公园会被抓,当流浪汉遣送到救助站,我带你去找地方睡,睡得踏实安稳,别人也发现不了。绍兴是江南水乡,河汊纵横交错,河水却不深。河汊有很多短公路桥,桥下有涵道,既可承重又可在涨水季节排水。老乡领着我去郊区,指着公路桥说,在涵管里铺上草,睡觉可舒服了,雷公打下来也劈不了。我在涵管睡了三个晚上。第四天,我睡到半夜,被一股大水冲出了涵道,重重地摔落在河里。水浪冲着我,翻腾着我,圈绳一样绑着我。我逃命般挣扎着游上岸。我惊恐地站在岸边,喊老乡,但没喊到他。我沿着河岸往下游找,找了一个多小时,也没找到他。天乌黑黑,很难看清河面,我只得沿岸喊他。我在桥上站了一夜,惊魂不定,像一条落水狗。半夜,上游下暴雨,倾泻而下。河水上涨,滔天卷涌直下。我忍不住嚎啕大哭。

我回到余杭,失魂落魄。我去了一个叫“湘菜鱼”的餐馆,学做厨师。餐馆以酸菜鱼为主打菜。我杀了一个多月的鱼。我从鱼箱里捞出皖鱼、鳙鱼或乌鱼,去鳞鳍、破腹、割腮、剁头,放到清水池漂十几分钟,再捞上来沥水。我一天要杀一百来条鱼。我满手鲜血,衣裤沾满鱼鳞。我走在街上,别人都躲着我。我的身上有一种臭鱼味,怎么洗也洗不了。我回到宿舍,第一件事便是洗澡,用肥皂洗,像洗破麻袋一样。可只要衣服穿上身,臭鱼味又散发出来。老乡们便取笑我,说我是出海打鱼的人。可能是杀鱼时间太长,我的手白白胀胀,胀得生痛。

“赚钱这么难,我们还不如去抢劫。”有一次,我和银根、猪腿在打牌,猪腿这样说。猪腿矮矮壮壮,样子像个陀螺。他是我邻村人,他来余杭做烧烤有两年多。他拉一个推车,半夜出现在电影院侧边的十字街头,卖麻辣烫、烧烤和啤酒。他经常被城管员驱赶,好几辆推车被没收了,其中有一辆推车被当场砸烂,麻辣汤泼了一地。“要抢就要找老板下手。”银根说。我当他们说的是玩笑话。

五月,余杭溽热,暑气烘烘。我们三人在夜市吃晚饭,裸着上身喝啤酒,吞云吐雾,天南海北聊女人。邻桌有一个望仙人,声如撞钟,乌鸦一样吵个不停。望仙人败了我们兴致。猪腿走过去,一把掐住望仙人脖子,摁在墙上,怒目呵斥:你是什么种,你信不信,我一拳下去打烂你牙齿?

“你为什么想打我,我又没犯人。”望仙人说。

“你请客,我就不打你。”猪腿说。

“你那一桌饭,我结账,可以了吧。”望仙人说。

猪腿一把搂住望仙人的肩膀,说:“兄弟,既然你结账,那你和我坐一桌。”

一桌人匆匆灌了一箱啤酒,猪腿站了起来,说,我们去干事吧。我也站了起来,看着猪腿,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事。

“酒还没喝足意,去干什么事?”望仙人问。望仙人是个高个子,穿一件黄蒲瓜色的皱汗衫,手上握着一瓶啤酒,熟练地用牙齿开啤酒。

“我们去抢劫,你要不要去?”猪腿以轻视的口吻对望仙人说。

“有什么不敢去的。抢劫肯定很好玩。”望仙人边走边喝啤酒。

“你们当真去抢劫呀?”银根说。

“抢劫还有假的?钱又戽不进口袋。”猪腿说。

“我跟你们一起去,壮壮胆色。”银根说。

“郊区有一个大砖厂,老板喜欢打麻将。老板和他老婆在砖厂守夜,不会有外人。”望仙人说,“每月十日是砖厂发工资的日子。今天是十日,老板手上肯定有很多钱。”

“我知道砖厂老板有钱,我租住的房子离砖厂四里多路,我们走路去。”猪腿说。

“那先去你出租屋拿两把菜刀,没有刀,不像抢劫的。哦,还要买几个头罩。”望仙人说。

我们边说边走,到了郊区村子,去了猪腿住的屋子。说是屋子,其实是一个地下室车库,卖烤串的推车、小桌椅、塑料凳,挤满了地下室过道。卧房在过道最里面,是一个小单间,没有窗户,也没有门,一张铺着草席的床下放着两个塑料桶、两壶色拉油和一双裂口皮鞋。床上只有一条薄毛毯,和一件换下来还没洗的蓝汗衫。门口摆放着两个炭篓和一个电饭煲、一个炒锅。猪腿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两把切烤串肉的小刀,摸了摸刀口,对着刀口说:“发不发财,全靠你了。”

看到刀,我哆嗦得厉害,汗液奔泻,腿发软。我说:“我不去,我双腿抽筋一样发胀酸痛,我没胆量去。”

“你胆子怎么这么小?即使警察抓到了,最多拘留半个月。”望仙人说。

“大东不去,我也不去。”银根说。

“你不去,那我就两个人去,哪像抢劫?没架势。这个劫就没法抢了。千载难逢好机会,我们发一笔横财,逃到萧山去,再发一笔横财,逃到义乌,玩两个月,又发一笔横财,我们可以回家讨个老婆了。”猪腿把烟头狠狠地踩在鞋底,说:“要不,我们再喝一瓶白酒,这里可以烤串。”

“男人就要有男人的胆色。”望仙人往银根嘴巴里塞烟。

“去就去,万事听人劝。”银根说。

“大东,你在屋子里,等我们回来。我们晚一些去吃夜宵。”猪腿说。

猪腿背了一个帆布包,头罩卷着小刀塞进包里。望仙人打个小手电走在前面,往田畈小路向西边走去。

我一个人在房间坐了一会儿,提心吊胆,连抽了三根烟,身子还是哆嗦。我出了村子,去街上找老乡玩。我回到夜市,看见老乡阿债在卖儿童气球。阿债背一个斜拉的人造革包,手上拽着十几个气球,红红绿绿黄黄紫紫蓝蓝。阿债个子小,站在雕像水池边沿,喊:“气球,气球,五块钱八个,便宜卖啦。”他的嗓子像破锣。我一把拉住阿债,往巷子走,在一棵大香樟树下,低声对阿债说:“猪腿他们去干大事了。”

“什么大事?”

“别管什么大事。我们去猪腿屋子等他们。”

阿债看看我,说,猪腿干大事,肯定不是什么好事,你千万别去凑热闹,别把自己搭进去。阿债用手摸摸我额头,又说,还好,你的头还没发热。

“我们想赚几个钱,怎么这么难?”我说。

“天天赚,节省点,钱慢慢积。我吃榨菜吃了一个多月了。不这样节省,哪有钱带回家?到了过年,拍拍手,还是空空的。”阿债说。

我们说了几分钟的话,阿债又去卖气球了。他穿着印有“××空调”的广告衫,拽着气球,喊:“气球,气球,五块钱八个,便宜卖啦。”

去了冷饮店,我喝了一瓶冰啤,坐了一会儿,又去夜市转了一圈,往郊区走去。在日新超市门口,我站了好久。我不知道是继续走,去猪腿屋子里,还是直接回银根宿舍。

我回到银根宿舍,暴雨瓢泼。雨点如锅里的炒豆在蹦跳。闪电在天空穿梭。我非常害怕,不停地吸烟。我坐在床上,抱着膝盖,望着发黄的白墙发呆。暴雨下了一个多小时,一包烟抽得没剩下几根。

等到十一点,我也没等到银根。我心里发毛,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。我害怕。我怕猪腿发傻,闹出人命。我骑了一辆自行车,去夜市。他们习惯在一家叫“上饶饭店”的小炒店吃夜宵,如果他们没出事,很可能在那里喝啤酒。在夜市转了一圈,也没看到他们。我叫上老乡光兴,去猪腿宿舍。入了村,便听到有人议论,说,警察刚抓走了三个年轻人。我一下子全身冰凉,掉进冰窟窿一般。

第二天早上,我去了辖区派出所,派出所的人说,是拘留了三个抢劫的人,笔录还没做完,要过几天才能探视。

第四天,在余杭看守所,我才探视到他们。银根说,可能是重罪,不然不会关押在看守所。望仙人很乐观地说,才抢了三百六十块钱,钱又没花,不可能重罪,最多拘留半个月。猪腿一直埋怨,很沮丧地说,天气太差,运气不好,看样子,这辈子是发不了财的命。我看到他们三个人都剃了光头,心想,他们免不了遭受牢狱之苦。

在看守所,我才得知他们抢劫的过程。

那天晚上,他们走了半个多小时,翻墙进了砖厂大门,由猪腿敲老板的房门。

老板和老板娘在看电视,电视音量调得很高。老板问:“谁啊?”

“我。我们来打麻将。”猪腿用余杭话回答。

“有点晚。”

“还可以打两个小时。我还带了啤酒、兔子头、烧鸭来。我们打了麻将,吃个夜宵。”

老板穿一条大裤衩,开了门。他们三个人挤了进去。猪腿一把抓住老板的衣领,语气很生硬地说:“我们是来抢劫的,有多少钱,全拿出来。”

望仙人走到电视机前,把刀架在老板娘脖子上,把电视机音量调到最大。

三个蒙面的男人把老板吓坏了。老板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黑色软皮的钱包,翻出一把散票给猪腿,说:“包里还有身份证,还有一张我爸的照片,包不能给你。”

“放老实点,把钱全部拿出来。”猪腿把老板的包扔在地上,举握着拳头,威胁老板,说:“有钱不拿出来,我们把你骨头拆了。”

老板翻口袋、翻抽屉、翻衣柜,翻给他们看,没现金,银行卡倒有几张。银根开始翻箱倒柜搜东西,没搜到值钱的东西。这是老板的临时生活用房,确实没放什么值钱的东西。老板跪在地上,一动不动,低着头。望仙人用刀割老板娘的手指头,老板娘吓得嚎啕大哭,说,昨天就发工资了,多了的钱存了银行,哪有现金。

望仙人又割一下老板娘手指,手指滴血。老板娘说,你要银行卡就拿去,真没现金了,我都这个样子了,我哪敢骗人。老板娘呜呜呜哭了起来。

猪腿找了一根绳子,把老板和老板娘绑在一张靠背椅上,背对背。猪腿扇了老板一巴掌,说:“你敢报警,我就杀了你。”

猪腿找了一双袜子,塞进老板夫妇嘴巴,顺手把老板手表脱下来,戴在自己手腕上。

他们沿着小路逃跑,雨太大,路又滑,跑不快,银根在过一个水沟时,还崴了脚滑了一跤。到了猪腿的出租屋,他们洗了澡,衣裤挂在走廊,对着电风扇吹。猪腿问望仙人:“你怎么对砖厂那么熟?”

望仙人说,和老板打过两次麻将。

“事前,你怎么不说?坏事了,老板听得出你口音。我们赶紧逃吧。”银根说。

“分了钱再走,不然,坐车都没钱。我们分头逃。”望仙人说。

“我有这么多货物,怎么逃?”猪腿说。

“不管货物了,我们分头逃,也不要逃回老家,先去萧山。我们去义乌汇合,那里老乡多。”望仙人说。

“货物值一千多块钱,我舍不得扔。”猪腿说。

“我不要钱,我先走了。”银根说。

银根瘸着脚,走出出租屋的巷子,被两个警察堵住了。银根一看,街上停了二十多辆警车,几十个特警围了街道。银根被警察脱了鞋子,鞋带反绑了他双手,让他蹲在地上。随后,望仙人和猪腿被同样的方式,押上了警车。

六个月后,因持刀入室抢劫罪,望仙人获刑六年零七个月,猪腿获刑五年零三个月,银根获刑三年零八个月,押解到萧山,在入监队受教育一个月,被收监入狱,在萧山劳改。半年后,三人被押解到南昌新建某监狱,分在不同分队劳改,在农场种田。

冬天雪胜梨花,春天梨花胜雪。我生活的筲箕坞因此取名梨雪堂。在饶北河上游山区,很多山村取名为“××堂”,如白马堂、梨花堂、燕子堂、鲤鱼堂、半月堂。堂在乡民心中,有美好、和睦、富足、雅致的寓意。筲箕坞四周环高山,峡谷有野湖。湖水夏凉冬暖,即使雪飘如鹅毛,雪入湖即融,绿树掩映水中如碧,湖被唤作碧雪湖。山中林木高大茂密,以杉、松、栲、槠、油桐、丹枫为主。在上个世纪,梨雪堂改名为“筲箕坞林场”。林场只有十几户人家。我爸前半辈子砍树毁林,后半辈子种树护林。

林场的孩子很少读书,十几岁便上山伐木或砍毛竹。我算是个例外,读到初中毕业。

碧雪湖有很多鱼。我在十几岁的时候,便自己会扎竹筏,去湖中央钓鱼。夏天,大鱼浮游水面,坐在竹筏上,可以看见鱼群漂着水面追逐戏水。我钓过最大的鱼,是八十三斤的螺蛳青。大鱼一般是螺蛳青、皖鱼、鲶鱼、鲤鱼、鳙鱼、花鲢。我在木桶里泡十几斤干玉米,泡七天,玉米发胀发酸了,我捞半钵头玉米,抛在固定的深水处(绑着空塑料瓶的石块沉入水中,塑料瓶成了水面标识物),连续抛撒五天。到了第六天,我以泡了的玉米作诱饵,每天中午,可以钓七八条鱼,三五斤一条。螺蛳青是杂食鱼,也是较凶猛的鱼,吃蛙,吃游禽,吃蛇,吃螺蛳,吃鱼。我用尼龙绳作鱼线,一头绑在竹筏上,一头穿秤钩,秤钩勾一副鸡肠,扔在深水潭。可能是一天,也可能是几天,竹筏缓缓移动了,秤钩里一定挂着大鱼。大鱼在水下折腾大半天,力气耗尽了,我拖竹筏靠岸,拉起尼龙绳,大螺蛳青挺着胀胀的鱼肚。一条大鱼分给家家户户吃。

有一天,我突发奇想,如果有一把弓,可以用箭射鱼。我砍了一根老毛竹,破了篾片,在火堆上烘。烘了的竹片不会被虫蛀,更有韧性和弹性。我制了一把大弯弓。我钻了孔,找来钢丝做弦。我削了很多箭(苦竹),放在书包里。我迷上了射鱼。撑一叶竹筏去湖中央,看到大鱼就射。射中的鱼,往水里钻,再也不上来。过了三天,湖里有鱼浮上来,翻出白肚皮。红嘴鸥在湖上空盘旋。我捞了五条鱼上来,肉已经糜烂了。

山庙住着一对老人。我们称老翁为烂师傅,称老妪为大婆。他们是上饶市人,住进庙里,已六十多岁了。烂师傅个头高挑,清瘦,说街腔,毡帽不离头。大婆小脚,常年穿黑色棉鞋袜,戴一顶黑灯芯绒圆帽,腰上扎一条靛青围裙。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来到梨雪堂。我也不知道老翁为什么被称烂师傅。

烂师傅种了很多菜,尤爱种苦瓜。在屋前屋后,他种一畦一畦的苦瓜。他爱喝苦瓜花茶。他捧着一杯苦瓜花茶,看着来客眯眯笑。他爱写毛笔字。他在樟木板上,刻了“苦瓜堂”,填了绿漆,挂在山庙门额。

这是一对非常洁净的老人。我坐在门口石狮子上,把石狮子当马骑。我是个爱玩恶作剧的少年。春天,湖边有绿头鸭的幼雏在戏水,我用抄网捞雏鸭,剪了翅羽,在鸭脚扣一个小挂锁,扔进水里。绿头鸭是冬候鸟,数百上千来到碧雪湖越冬。早上开窗,便可见绿头鸭在湖面闹哄哄。我在十几斤重大鲤鱼的尾鳍上部穿孔,绑一根长尼龙绳,拴在水边树根,任鲤鱼在水里使劲游。烂师傅在太阳底下用茶汁写毛笔字,我把鸡血倒进茶汁。烂师傅晕血,看见血就吓得啊啊啊大叫,撒腿就跑。

他的毛笔字写在青瓦上。那块青瓦,是大婆搓麻线用的。我问:“你为什么不在纸上写字呢?林场有很多旧报纸,我去抱一摞来。”

烂师傅眯眯笑,继续写。他说,太阳一晒,字迹全无。

在银根去南昌新建劳改的第二年正月,烂师傅和大婆在正月一头一尾过世了。大婆先过世。大婆睡在床上,没什么知觉了,烂师傅挠大婆痒痒,说,挠了痒痒就会醒过来了。可大婆一直沉睡。大婆的三七还没过,烂师傅也走了。他坐在厅堂烘火,头扑在火熜笼板上瞌睡,再也没站起来。我爸说,他们是世上最幸福的人,临终了,也没受病痛之苦,溘然而去。他们是渡世的人,渡了一切苦厄。

我尚且不知道苦厄怎么渡,我还在杭州、义乌一带打流。

苦瓜堂成了空屋子。

说来也是,在我年轻时,我从没想过自己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做什么事,娶谁为妻,以什么事为业,自己会得什么样的磨人病痛。有一次,在义乌廿三里,我去找老乡,路过一条深巷子,远远就被一股辣椒味呛住了。我不停地打喷嚏。辣椒味既辣又香,还夹杂着大蒜味。我看见在临街门店口站着一个炒菜的姑娘。姑娘扎一条花布大红围裙,身材匀称,两条长辫子垂下后背。在门店前,我站了一会儿,往门店里面瞧,也瞧姑娘的脸。姑娘的额头渗出细汗,脸色红润。她娴熟地炒水螺蛳,铁锅当啷当啷地响。

“这个炒螺蛳肯定很好吃。”我搭话。她斜眼瞧了我一眼,笑了一下,继续炒。

“你是江西人还是湖南人?”我又搭话。她又斜眼瞧了我一眼,笑了一下,往锅里加黄酒。

“菜烧得好的人,心地善良。”我继续搭话。

“我是蛇蝎女人。”她说。

“蛇蝎泡酒,解身上一切毒。我身上有毒。”我说。

“往身上切一刀,放血出来,毒就没有了。”她说。

“你替我切一刀,随便切哪块肉。横切竖切都由你。”我卷起衣袖,把手伸给她。

“做人不应该任人宰割,应该由自己宰割。”她说。

“我宰割不了自己,也不想被人宰割,但你可以宰割我。”我说。

就这样,我认识了这个姑娘。我三天两头往她店里跑。姑娘是个店员,卖低价化妆品和家庭日化用品。我在店里扎了一个多月,姑娘说,你以后可以不要来了,和浑浑噩噩的人说说话,消磨时光可以,但我不会和浑浑噩噩的人谈情说爱。

银根减刑了九个月,提前出狱。他来义乌的路费,还是我汇款给他的。他瘦得像一只猴子,黝黑。他变得不怎么说话。我在廿三里“菜根香”餐馆做厨师。我不再四处打流了。我配菜、烧菜都十分用心。在休息日,我还去别的特色餐馆吃一餐,点几个特色菜,喝上一瓶啤酒,慢慢品菜。我带我女朋友一起去。银根借住在我这里,住了一个多月,去了温州。我也不知道他忙什么事。我在电话里问他,他支支吾吾,不说实情。问了他几次,我不再问了。他不回郑坊,即使过年也不回。他妈因高血压已过世两年,他爸和隔壁村的一个寡妇生活在一起。村里和他有联系的人,除了我,就是他妹妹。他妈妈抱养过一个女儿,女儿到了十一岁,又回了生母身边。银根很疼爱这个比自己小四岁的妹妹,他妹妹读高中时,都是他寄钱供养的。银根没读什么书,写不来信,他挂长途电话给妹妹,说:“你安心读书,读了书就不用来浙江做工了。”这些钱都是他牙缝省出来的。

我结了婚,生了孩子,银根很少来义乌找我了。他在温州的一家鞋厂做制鞋工,收入比以前高了很多。和我电话时,他的语气很高昂。我在廿三里租了两间店面,开了家以鄱阳湖淡水鱼为主要食材的小餐馆。我老婆问我取啥店名,我说我初中毕业就混社会了,店名还是你取吧。我老婆抱着胖嘟嘟的女儿,说,就叫“幸福里”吧。

以前我混社会时结交的那些朋友,我很少来往了。我不主动和他们联系,他们来了我这里,我请一餐客。

在我女儿上小班的那一年,一天,我餐馆里来了一个客人,个头不高,两个门牙有些外露,站在吧台前,对我嘿嘿笑了起来。我惊喜地招呼:“猪腿,来之前也不给我打个电话。”

他说,开餐馆的人守着餐馆,哪用挂个电话。

我知道他出狱半年多了,在温州一家纽扣厂做事。我说,吃了饭,我去酒店开个房间,多玩几天。

他说,下午去杭州,想找事做做,你给我谋划谋划,等事情有着落了,再来玩。

他的右手有些僵硬,很难灵活活动。我拿起他右手,说,你这只手怎么啦?

“三年前我用刀剁了自己右手,医院又把手接上。手恢复得还好,就是提不了重。”猪腿说。

“干吗把自己手剁了去呢?没有右手怎么谋生活。”我不寒而栗。

“我实在受不了长期的重体力活,只有把手剁了。现在,大家都不叫我猪腿了,叫僵爪。我挺喜欢僵爪这个名字。”

“你谋正当事做,还来得及。一辈子很长,很多事需要慢慢去熬,去熬了,就会有好结果。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我以前是心大,想走捷径。其实哪有捷径走。”

吃了饭,我送猪腿去了火车站,塞给他两千块钱。猪腿客气地推让。我说,我刚来余杭那几个月,你对我照顾很多,你和银根都是对我有恩情的人。

回到“幸福里”,我呆呆地坐了一会儿。我心里很难过。如果当年我不是“临阵退缩”,我会是什么样子?我没办法想象。我们都是一群没读几年书的人,不懂法律,没有技术,生活在社会旮旯角落里,像搁浅在河岸的鱼。

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,我的枫林村有十几个人因抢劫、盗窃、敲诈勒索等罪而被判刑入狱,还有五个未成年人因结成团伙成了车匪路霸,被送去劳教。他们都没读几年书,小学没毕业便进入社会。他们的父母也大多目不识丁。村里有一个叫余奇六的男孩子,十二岁便去了广州,做职业惯偷,十三年没有回过家。世界上没有他打不开的保险柜。二十七岁时,他被警察抓了,被判无期徒刑。警察搜查他房间,他的席梦思里铺满了现金,手表和金项链装满了两个抽屉。他在广州服了十五年刑才回家。在家里住了半年多,他又去广州曾劳改的工厂,扎塑料花。他再也不出来。他没有朋友。他对社会已非常陌生。

村里还有一个叫老鸦的人,个子矮小,瘦瘦,十五岁去上海做惯偷,十七岁被送去劳教一年,出来后,又继续从事惯偷,被判刑八个月,出狱后,去了温州,和几个老乡结伙抢劫,伤人致残,被判获刑十七年。他四十三岁出狱。他的身体完全败了。他天天坐在村街边,和七十多岁的老人打扑克牌。他八十多岁的老娘下地干活,刨食给他吃。

老鸦的姐夫也是个职业惯偷,在杭州专偷自行车。他给自己下任务,一天不偷三十辆自行车不收工。他手上拿一根细铁丝,在车锁上转两下,骑上车就走。

2000年后,村里再无外出以偷盗、抢劫等混社会的年轻人了。

我在廿三里一直开餐馆。我女儿去读大学了,我才盘出餐馆,回到梨雪堂。梨雪堂的十几户人家在十几年前搬迁至峡谷外的枫林村。梨雪堂不通公路,只有一条机耕道进出。我把十七栋土房子和山坞里的二十来亩荒田、十几亩菜地,全部流转过来,花了一年多时间,修葺土房子,修整田间石板路。我在这里开民宿。我老婆问我民宿取什么名字,我说还是叫“幸福里”吧,这个名字永远不会过时。

民宿由我老婆打理。我请了三个本村人种田种菜。我的稻子和蔬菜不施用化肥和农药。我和他们一起下地。我还种了菊花、芍药、蔷薇。在路边、房前屋后,我都种上它们。我把“苦瓜堂”改为“梨雪堂展览馆”,分“碧雪湖”“村史”“森林”“动物”四个部分,以吹塑版画形式展览。在厅堂,请东阳木雕师傅雕了一尊木雕:一个扎双辫子的姑娘,身姿挺拔,腰上扎着红布围裙,微笑着目视远方。客人问我,这是什么菩萨?

我说,是生活佛。客人笑了,说,哪有这样的佛。

我也笑了。是生活佛点化了我,让我又去学厨艺,开了餐馆,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。

银根比我早三年回到村里。回村之前的一年,他还没结婚。他一直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,开了棉鞋厂之后,病态全无。棉鞋厂的生意不好不坏,但足够他支付厂里六十余号职工开销。银根很满足,他天天一副乐呵呵的模样。

猪腿还在浙江,在余杭和萧山各开了一家汽车美容店,经营得很出色。他到了二十九岁才娶妻生子。他说,过两年孩子考上大学了,也要回郑坊,好好谋划一件事做做。他每年正月,去曾被他用刀威胁的砖厂老板家拜年。他们成了莫逆之交。猪腿每每去表达谢意,都要对老板说,老大哥啊,幸好你当年报警,让警察把我抓了,不然的话,我会越滑越深,可能成了杀人犯,危害社会,枉为一世人。

那个望仙人,后来我一直没见过。据猪腿说,望仙人入狱服刑不到一年,便没了音讯。猪腿对这事,讳莫如深。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个望仙人叫什么名字。猪腿和银根也不知道。我们只叫他“大嗓门”。人可以做错很多事,但有些错事一次也不能做,如果做了,连悔恨的机会都没有。人需要给自己划三道线:红线、底线、高压线。在年轻时,我们哪懂这么多呢?我们都埋怨生活辜负了自己,而从不埋怨自己辜负了生活。

梨雪堂有森林、野湖风光,四季色彩分明,背包客很喜欢在“幸福里”住几天,爬山钓鱼,和我们一起种菜。我少年玩恶作剧时,扣了小挂锁的绿头鸭高飞不了,无法迁徙,在湖里繁衍生息。湖里有了上百只绿头鸭的留鸟家族。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

我喜欢上写毛笔字,坐在太阳底下写,写在青瓦上。青瓦住着字的魂,许许多多的魂。魂通过茶汁显现出来。湖水泡的茶汁,让魂安静。

湖水大多时候纹丝不动,似乎湖水从不流动。其实不是,湖水天天在坝底吐浪奔泻而下。大鱼在潜游。我在弓的弦上加了一个胡琴,改成了一个弓琴。我拉不来琴。我把弓琴挂在少女像身后的木墙上。看着少女像,看着弓琴,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骑鱼而去的人,努力地渡自己的世。

【傅菲,作家,现居江西上饶。主要著作有《深山已晚》《故物永生》等。】